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鹽鐵和漕運,一直是大唐經濟的血液和命脈,二者缺一不可,安史之亂後,朝庭實行了“軍國大計,仰於江淮”的財政方針,也正是這個緣故,大唐的經濟重心也漸漸向東南轉移,但東南鹽、米糧等租庸財物,主要靠水運調京都等地及供軍隊之需,針對戰亂造成汴河水系湮廢河道淺梗,船檣阻溢,鬥錢運鬥米的困難,在慶治之初的幾年,花大力氣疏通漕運,由官府僱河師水手,督運鹽米之物,也正是由於漕運的順暢,使得政治穩定、百姓思安,大唐的經濟得以逐漸恢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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